下降的数据也要向代表汇报

——解读最高检工作报告中的“数字语言”

姜洪

3月12日上午，2900多位全国人大代表、2100多位政协委员、3000多名中外记者，现场听取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时，被一个过去极少出现的现象吸引：报告列举了11个下降的数字。

这是新一届最高检党组成立以来，最高检首次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报告工作。打开最高检工作报告，一道数字大餐展现在面前。从绝对数看，报告中的数字使用量空前，全文采用了185个数据，比去年增加38%，这在历年最高检工作报告当中是最多的；从数据的密度看，报告只有19页多点，平均算下来，每页就有将近10个数据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报告列举了11个下降的数字，这在过去极少出现。在报告起草和征求意见过程中，这一“冒险之举”就引来了系统内外人士的惊呼。善意的提醒几乎异口同声：“下降的数字是不是就不要说了？要说也别说这么多嘛！”

担心不无道理。在有限的篇幅里，要说清楚数据下降的原因，的确不现实。而如果说不清，会引起社会误解。

最高检党组经认真研究认为，下降的数据也一定要如实向代表汇报！要相信代表的专业评判能力。

拿出这么多数据，最高检并没有只考虑这次报告本身，而是着眼于长远——工作报告是检察工作、司法工作的重要历史性文献，应该对历史负责，客观准确反映数据升降，使报告真正具有史料价值，20年、30年后还能再现新时代全面依法治国的基本状况。

这样的勇气，不仅体现了最高检实事求是的作风，更是一种制度自信、检察自信、中国法治自信。

还有一层意思，检察工作许多数据反映的是整体社会治理情况。有些下降，恰恰体现了社会的发展和进步。如果办案数据全部都是上升的，反而说明社会治理中存在突出的问题。数据上升，并不必然意味着检察监督更强；数据下降，也不一定意味着检察监督就弱。关键要看哪些数据上升了，哪些数据下降了。

“助力和谐医患关系建设，持续严惩暴力伤医、聚众扰医等犯罪，起诉3202人，同比下降29%。”在同比下降的数据中，这个幅度也不小。说明什么？

在最高检征求社会各界人士代表的意见建议过程中，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外科护理护士李卡带来了四川省的数据。四川省2018年查办的伤医案与2017年同期相比，下降了21%。这一数值，佐证了最高检工作报告中的数据。惩治和预防涉医犯罪，不仅仅是检察机关在努力，各个方面采取的综合整治措施同样很见“疗效”。合力之下，暴力伤医、聚众扰医等犯罪减少，亦是必然。

“起诉严重暴力犯罪、多发性侵财犯罪同比分别下降5.9%、6.9%”，体现的则是犯罪态势的变化。近年来，各职能部门切实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，建立起立体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，使严重暴力犯罪大幅减少，检察机关起诉的数量自然就少了。这样的下降数据，应该大书特书。

“全国检察机关共批准逮捕各类犯罪嫌疑人1056616人，提起公诉1692846人，同比分别下降2.3%和0.8%。”这是因为，检察机关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、加大审查把关力度，在受理审查逮捕、审查起诉小幅上升的情况下，由于不捕、不起诉增加，所以实际批捕、起诉的案件数量都下降了。

有的数据下降反映出有关机关工作质量不断提高。比如“监督社区服刑人员脱管漏管同比下降36.8%”，体现出社区矫正监管措施更加完善。“职务犯罪不起诉率、退查率同比分别下降9.5和37个百分点”，体现出监委和检察机关办案质量较高。

有的数据下降则确实表明工作需要加强。比如，“提出行政抗诉同比下降15.8%”，要看到行政机关执法规范化水平提高、法院行政审判更加规范、法院再审程序把关纠错功能进一步发挥的因素，更要看到行政检察投入不够、能力不足等因素，需要在今后的工作中加大力度。

向代表全面、客观、真实地报告下降的数字，彰显了检察机关敢于面对现实的勇气和责任担当。在全国人代会上，面对全世界的目光，向人民代表和人民这样报告检察工作，也是一次庄严的宣誓和承诺。

来源：检察日报